1935年夏秋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华北事变”，妄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12月9日，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1万多名学生举行抗日示威游行，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在这期间，长征中的中国工农红军于1935年10月胜利到达陕北。曾经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林育英)，在大会后，打扮成商人，越过茫茫沙漠，历尽千难万险，从苏联经蒙古，于1935年11月下旬回到陕北。张浩受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委托，向党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初步恢复了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之间中断了一年之久的联系。
在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抗日救亡运动重新高涨的形势下，为制定新时期党的战略策略，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的决议，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瓦窑堡会议”。
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其他有关人员有：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博古(秦邦宪)、彭德怀、邓发、凯丰、李维汉、吴亮平、张浩、杨尚昆、郭洪涛等10多人。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也参加了会议。会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分析了华北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讨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问题，制定了正确的策略，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着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和革命的急性病。张浩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中共代表团发布《八一宣言》的经过。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决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分析了当时政治形势的基本特点。决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东北之后，现在又并吞了整个华北，而且正准备并吞全中国，妄图“把全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为日本的殖民地，这是目前时局的基本特点。”“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并准备并吞全中国的行动，向着四万万人的中华民族送来亡国灭种的大祸，这个大祸就把一切不愿当亡国奴，不愿充当汉奸卖国贼的中国人，逼得走上一条惟一的道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展开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不得不为保卫祖国而同日本帝国主义血战到底。
二、规定了党在新形势下的策略路线。决议指出：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因此，“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不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只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蒋介石的，都应该联合起来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与其走狗蒋介石。”会议在讨论党的策略方针时，博古仍坚持“左”的政治错误，说不论什么人、什么阶级只要抗日都来参加民族统一战线，这就违背了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毛泽东等驳斥了这种“左”的观点，指出：在统一战线中，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的巩固联盟，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基本力量。民族资产阶级可以直接参加抗日战争。依靠英、美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有一些也可能参加抗日战争。因此，建立国内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必要，而且可能。当然，不同的社会阶级和社会阶层参加到统一战线中来，会有不同的动机和立场，但只要他们抗日，我们就要团结他们。决议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
决议还提出了我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强调“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反日运动才能得到彻底的胜利。”而党要取得领导资格，就必须满足广大群众的基本利益要求。“只有满足了他们的要求、才能动员更广大的群众走进反日的阵地上去，才能使反日运动得到持久性，才能使运动走到彻底的胜利。也只有如此，才能取得党在反日战争中的领导权。”
三、提出了成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问题。决议指出：“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是全中国一切反日反卖国贼力量的联合战线的政权组织，也是反日反卖国贼的民族革命战争的统一领导机关。”建立国防政府应以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为基础，建立抗日联军应以工农红军为核心。
四、提出了将工农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的问题。决议指出：为了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更加广大的基础，必须把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并相应改变对富农、对工商业、对各阶层的政策，以便团结他们共同抗战。关于对富农的政策、决议规定：“富农的财产不没收。富农的土地，除封建剥削之部分外，不问自耕的与雇人耕的、均不没收。当农村中实行平分一切土地时，富农有与贫农中农分得同等土地之权。”关于对工商业政策，决议规定要“用比较过去更宽大的政策对待民族工商业资本家。在双方有利的条件下，欢迎他们到苏维埃人民共和国领土内投资，开设工厂与商店、保护他们生命财产之安全、尽可能减低税租条件，以发展中国的经济。在红军占领的地方保护一切对反日反卖国贼运动有利益的工商业。”
五、指明了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问题。决议指出：“为了更大胆的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以争取党的领导权，党必须同党内“左”的关门主义倾向作坚决的斗争。在目前形势下，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但是，“党在反对‘左’的关门主义的斗争中，丝毫也不放松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决议还分析了关门主义的来源，指出它的产生，主要是由于不了解实际，不会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运用到中国的实际中来，而把马列主义教条化的结果。决议还分析了关门主义的危害，指出它“必然是使党脱离群众，使党放弃争取中国革命的领导权的任务。”
六、阐述了新形势下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指出：“为了完成中国共产党在伟大历史时期所负担的神圣任务，必须在组织上去扩大与巩固党。在新的大革命中，共产党需要数十万至数百万能战斗的党员、才能率领中国革命进入彻底的胜利。”因此，必须大量的培养干部，更多的教育他们，发挥他们的革命积极性，把他们一批又一批的送到各方面的战线上去，为执行党的策略路线而斗争。
23日，毛泽东作军事问题的报告。报告分三个部分：(1)关于战略方针。要以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1936年应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扩大红军。红军行动应放在“打通苏联”和“巩固扩大苏区”两项任务上。“游击战争在民族革命战争中有极大战略上的作用”。在一切省份发展游击战争，做好白军和白区的工作。(2)关于作战指挥上的基本原则。几年来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告诉我们：战略防御时，反对单纯防御，执行积极防御，反对先发制人，执行后发制人，诱敌深入，以退为进;战略进攻时，既要夺取先机，反对机会主义估计不足，又要适可而止，反对冒险主义和冒险政策，要波浪式的发展，实行发展中的推进政策;基本原则还是运动战，反对不让寸土的办法，大踏步前进后退;集中兵力于一个方面，一个拳头打人，反对分兵主义;战略的内线作战和战役的外线作战，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战斗前要有充分的准备，要改善红军的技术;实行统一指挥下的分割指挥，军委在军事范围内有完全的权力。(3)关于行动方针。主要分三个步骤。第一步，巩固和发展陕北苏区，从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做好渡黄河去山西的准备。第二步，到山西去，准备击破痛阎锡山的晋绥军主力，开辟晋西北，扩大红军1.5万人，并保证必要时返回陕北所需要的物质条件。第三步，根据日军对绥远进攻的情形，适时地由山西转向绥远。用小的游击战争与日军周旋。总的方针是与苏联取得联系。根据毛泽东的报告，会议相应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提出红军行动的战略方针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力量和猛烈扩大红军。
会后，毛泽东根据瓦窑堡会议决议的精神，于12月27日，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进一步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系统地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瓦窑堡会议是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历史转折时期，党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它总结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政治策略方面的基本经验，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这次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它解决了遵义会议没有解决的党的政治路线问题，扭转了“左”倾错误给党造成的长期孤立局面，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