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初，张国焘借口葛曲河水上涨及粮食困难，拒绝左路军北上同右路军会合。并擅自将部队从墨洼附近折回阿坝，从而破坏了党中央关于左右路军集中班佑，共同向洮河流域以东发展的北进计划。8日，张国焘竟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9日，党中央致电张国焘，严正指出：“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但张国焘一意孤行，拒不从命，于当日向中央提出南下川康边之天合、芦山、丹巴、甘孜、道孚等地的分裂主义计划，并且扬言“要彻底对中央开展斗争”。其部属更喊出“武力解决中央”的威胁性言论。党中央在自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危急形势下，为贯彻原定的北上战略方针，立即在巴西举行紧急会议，决定立即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脱离险境。同时，发表《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郑重指出：“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
右路军之一、四方面军在阿西分离后，党中央率一、三军团于9月11日北进到达甘肃境内俄界。为克服由于张国焘的阴谋分裂所造成的危局，9月12日，中央政治局举行饿界会议讨论行动方针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博古、毛泽东、王稼祥、凯丰、刘少奇、邓发、蔡树藩、叶剑英、林伯渠、罗迈(李维汉)、杨尚昆、李德(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林彪、聂荣臻、朱瑞、罗瑞卿、彭德怀、李富春、袁国平、张纯清等。
毛泽东首先报告关于目前行动方针，着重谈了三个问题：1.中央坚持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战略方针。张国焘反对中央这个方针，主张向南在政治上是没有出路的，中央不能把一、三军团也拉上这条绝路。由于张国焘的阻挠和破坏，使一、四方面军不能共同北上，因此，一方面军主力之一、三军团应该单独北上。2.毛儿盖会议决议是红军主力向黄河以东。现在由于情况变化，一、三军团的行动方针应有所改变，首先打到甘东北或陕北，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打通国际联系，得到国际的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创建根据地，再向东发展。从地形、敌情、居民等各方面条件看，实现这个新方针，无疑是可能的。3.我们与张国焘的斗争，目前还是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作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不一定马上就作，因为它关系到争取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也关系到右路军中一方面军干部的安全，我们还要尽力争取四方面军北上。
邓发、李富春、罗迈、李德、王稼祥、彭德怀、聂荣臻、杨尚昆、林彪、博古、张闻天等，在发言中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并谴责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指出：张国焘对抗中央北上方针，是给胡宗南吓怕了，完全丧失了建立根据地和革命前途的信心，我们同张国焘的分歧，不仅是战略方针的分歧，而且是两条路线的分歧。
毛泽东作会议结论时再次强调指出：我们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分歧，是布尔什维克主义与军阀主义倾向的斗争。张国焘是发展着的军阀主义的倾向;将来可发展到叛变革命。这是党内空前未有的。”
张闻天作总结发言。他在发言中指出：“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中央的路线，一条是右倾的军阀主义。”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发展，“要了解其前途必然是组织第二党。”但要看到：“我们还有总司令、五军、三十二军在那里，还有广大好的干部。经过我们的工作，还是有争取他的可能的。我们应尽量争取后一种可能。”对张国焘个人，中央已经“用许多办法来争取他”，“派代表，谈判，让步等，但终于分裂了。中央争取他的这些步骤是失败了，但中央是采取了许多正确的办法的。就是现在，只要还有一线可能，但这只是在完全没有可能争取的时候。”“因为一、四方面军分开，我们的力量削弱了，所以我们的战略方针不能不有变更。在陕甘创新根据地，建立全国革命中心，在目前是较少可能，所以目前战略方针，是用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关系，更大规模的来国内(斗)争，而不是得不到国际的帮助，我们就没有办法。中国革命是应得到国际的指示，政治上的领导。最近一时期，与国际关系却联系，这是我们的损失。”他强调指出：”应该通过许多问题的解释，使我们的干部更加团结，坚信我们是唯一正确的。“最后他说：“目前队伍的编制要缩小”，“要指定一些同志负责改编队伍，到麻牙即行改编。”
关于组织问题，会议决定：1.将原有一、三军团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兼政治委员，林彪任副司令员，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任政治部副主任。2.成立“五人团”，作为全军最高领导核心，由彭德怀、林彪、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组成。3.组成编制委员会，主任为李德，委员为叶剑英、邓发、蔡树藩、罗迈。
俄界会议正式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指出：“政治局同意已经采取的步骤及今后的战略方针”。并着重指出：
一、我们与张国焘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张国焘夸大敌人的力量，轻视自己的力量、丧失了创造新苏区的信心，主张向川康藏边界退却。“目前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公开违背党中央的指令，将红四方面军带到在战略上不利于红军发展的川康边境，只是张国焘同志的机会主义的最后完成。”
二、造成张国焘这种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的，“除了对于目前形势的机会主义估计外，就是他的军阀主义的倾向”。
三、张国焘“对于中央的耐心的说服、解释、劝告与诱导，不但表示完全的拒绝，而且自己组织反党小团体同中央进行公开的斗争，否认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组织原则，漠视党的一切纪律，在群众面前任意破坏中央的威信。”
《决定》最后还指出了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倾向的历史根源，申明要坚决纠正张国焘的严重错误，并号召“红四方面军中全体忠实于共产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这种倾向做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与红军。”
为教育并挽救张国焘本人，党仍给他以改正错误的机会，并争取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所以，这个《决定》当时只发给党的中央委员，没有向全党公布。
俄界会议公开批判了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和军阀主义倾向，改变了在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确定用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创建新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这对于克服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与军阀主义，保证党中央北上方针的贯彻实施，有着重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