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陕甘边苏区的建立经历了寺村塬、照金和南梁为活动中心的三个发展阶段。寺村塬和照金阶段成立的陕甘边革命委员会是党在陕甘边地区建政的尝试和探索，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建立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建立，因其政权组织形式、在革命斗争中的地位及政权建设中实施的一系列政策法令，使其成为中国西北地区第一个红色政权。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根据中央八七会议的精神，中共陕西省委在陕西、甘肃发动了渭华起义、两当起义、靖远起义、西华池起义等大小数十次武装起义。伴随着这一系列武装起义，中国共产党在陕甘的革命斗争，进入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新时期，开辟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形成了陕甘边苏区。1934年11月1至6日，在南梁荔园堡召开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以习仲勋为主席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诞生了中国西北第一个红色政权。
一、陕甘边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陕甘边苏区的创建，历时6年之久，经历了寺村塬、照金和南梁三个阶段。在寺村塬和照金两个阶段，陕甘边区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政权建设，相继成立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
在创建寺村塬游击根据地失败后，陕甘游击队转战至陕西宜君县转角镇，并在此正式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开始创建照金根据地。
照金革命根据地丧失后，红军无立足之地。在此危急时刻，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于
红色的革命政权是依托在根据地上而存在的，陕甘边区根据地在寺村塬、照金时期，由于游击根据地的不确定性和地理环境的不适应性，使这两个时期的建政活动相继失败。陕甘边区的寺村塬、照金阶段从建立到失败，客观上都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区根据地的创建积累着经验，积累着干部力量，积累着群众基础，同时也不断扫除黑暗反动势力，扫除旧社会的政治垃圾。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的建政活动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建立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与革命委员会的区别
在寺村塬和照金阶段建立的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就其政权组织形式和作用而言，与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有着巨大的区别。
正式与临时的不同。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当时各根据地政权的名称并不一致，有“工农兵政府”、“苏维埃政府”、“革命委员会”等。在西北地区，革命委员会一直是临时的政权机关。
革命斗争中的地位不同。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认真地吸取教训，在八七会议上作出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屠杀政策的决定。中国的国情决定了政权只能由枪杆子中取得，军事斗争是土地革命战争的主要形式。在国民党多次重兵“围剿”下，西北红军进行艰苦卓绝的反“围剿”斗争，根据地几次失守易地。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委员会政权职能得不到有效地发挥，甚至成为红军的下属一个部门。
三、南梁地区建立苏维埃政府的环境优势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指出，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要具备下列条件：①有很好的群众;②有很好的党;③有相当力量的红军;④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⑤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5]以南梁为中心的桥山山脉中段地区，除经济力量稍差外，基本上具备上述条件。这里地形复杂，森林茂密，交通不便;红军游击队进可攻，退可守，回旋余地大;远离国民党统治中心，地处陕甘宁军阀割据势力的间隙，反动统治的力量相对薄弱;群众深受地主豪绅的剥削压迫，有强烈的革命愿望，刘志丹等曾在这里从事兵运，群众基础好，与寺村塬、照金相比更适宜工农武装割据。包家寨会议后，恢复了红二十六军，成立了四十二师，并进驻南梁。红四十二师横扫了陕甘边界的井岳秀部一个营和新堡、赵沟两个民团、陕西警备骑兵旅四个连等反动武装，建立了赤卫军总指挥部，形成了主力红军、地方红军、赤卫队组成的革命武装力量体系。红军力量的壮大，取得了反“围剿”的胜利，保证了红色政权建政活动顺利进行。
四、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政权建设
红色的苏维埃政权是特殊环境中的政权，有着特殊的任务。苏维埃政权主要任务是进行土地革命，组织武装斗争。在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和红军战士的同时，还要组织工农业生产，要发展商业贸易，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支持艰苦卓绝的军事斗争。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颁布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法令，加强了根据地的经济、军事、文化建设，巩固和发展了革命根据地。把根据地的建设和土地革命、武装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保证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顺利进行，促进了根据地各项建设的进一步发展。
土地政策。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一项主要的经济政策。边区苏维埃政府依据1931年中共中央提出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大会土地法草案》，颁布实行了《土地决议案》。1935年以前，陕甘游击队开展土地革命的口号是“打土豪，分田地”。从1935年开始，边区苏维埃政府在试点工作的基础上全面开展土地革命斗争，解决土地所有权的问题。边区苏维埃政府发动人民群众开展了土地革命运动，没收地主土地、牛羊、粮食、庄宅和其他财产，没收富农剥削部分的土地和财产，分配给贫、雇农和缺少土地、牲畜的中农。按照主要生活资料来源和剥削与被剥削的程度划分阶级成分，实行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打击豪绅地主的土地革命路线。边区苏维埃政府主要作法是：没收地主的土地和财产，分给贫农、雇农和缺乏土地、牲畜的中农;地主家庭中参加劳动的成员，留给其能维持生活的土地和财产;红军家属有分得好地的优先权，凡家在苏区的红军一律分地，白军士兵暂不分地，应分部分留作公田;中心苏区分地，边缘地区暂不分配，随着苏区的发展逐步扩大分配区域;奖励农耕，发展生产，财粮主要取之于地主豪绅和向敌人夺取，对农民免征粮食;对红军家属、孤寡残疾人实行救济，争取改造“二流子”参加生产;建立牧场，喂猪养牛。为了改变根据地群众的生活状况，边区苏维埃政府大力鼓励农民发展畜牧业，并从政府办的牧场中，提供牛、羊、马匹给贫苦农民，帮助他们度过因缺少牲畜而造成的生产、生活困境。
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成为武装斗争的力量源泉。边区苏维埃政府实行自愿兵役制，广泛成立游击队。红军战士阵亡发给埋葬费，家属予以抚恤。这些政策，吸引众多的群众参加红军、游击队，使红军力量进一步壮大。红二十六军由原来两个团的建制扩建为5个团，兵力近2000人，各路游击队也发展到2000余人，赤卫军1500人，少年先锋队100多人。
根据地的土地革命从根本上动摇了千百年来的封建剥削制度，解决了农民迫切要求的土地问题，极大地调动了他们的革命积极性，对巩固红色政权起了重大作用。
商业、金融政策。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指出：苏维埃应保证商业自由，不应干涉经常的商品市场关系。[6]因此，边区苏维埃政府采取了比较宽松的商业政策。在荔园堡设立集市，每月见一为集，广招各处商贩前来贸易，互通有无。兴办合作社，发展农副业生产。一些白区商人通过往来，也开始倾向革命，千方百计给苏区输送货物，贸易日见兴隆，经济相当活跃，使敌之封锁政策破产。边区苏维埃政府禁止国民政府钞票在苏区流通，印制发行了“苏币”(群众称为苏票或油布币)，并设苏币、银元兑换处，白区来的小商贩所得苏币可在此兑换银元，保障了苏币信誉。边区苏维埃政府财政收入取之于地主、豪绅，并有计划的向敌人夺取，不足部分按价向农民购买，多余部分分配给贫苦农民;机关部队实行供给制，官兵一律平等，并兴办机关农牧场，自力更生，解决困难。减轻农民负担，实行休养生息，对农民不征粮、不派款，鼓励耕种，发展生产。
文化教育政策。边区苏维埃政府开办列宁小学，发展文化教育事业。首先在荔园堡的转嘴子开办了列宁小学，以后又在太白等地陆续办起列宁小学。与此同时，在一些村庄办了成人扫盲识字班。颁布禁烟、禁赌、放足条例，并广泛发动群众，开展了“劝破除迷信、劝戒赌博、劝戒鸦片烟、劝禁止买卖婚姻、劝妇女放脚、劝男人剪辫子”的“六劝”活动，移风易俗，树立新风尚。边区特委创办了《布尔什维克的生活》党内刊物，边区政府创办了《红色西北》报纸，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反映边区各方面建设情况，起到了教育和鼓舞作用。开办红军干部学校，培养革命干部。红军干部学校创办于1934年10月，校址先在荔园堡，后迁往豹子川张岔。学习内容主要有政治、军事、文化和政权建设。前后共办了3期，培训干部200余人，对提高红军干部的政治军事素质起了重要作用。边区苏维埃政府信任并培养政治上清楚的知识分子。制定技术干部待遇标准，把知识分子当做革命的财富，在政治上信任、工作上放手、生活上关心，因而吸引了大批知识分子来到苏区，对苏区事业给予很大的帮助和支持。
社会政策。在苏区建立前，这里是一个土匪出没的地方，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不仅消灭了旧政权，而且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些社会问题进行改造。对哥老会、扇子会等会道采取争取政策，抓住他们都带有反抗统治阶级的情绪的特点进行改造。为了打破旧的社会体系，南梁政府还成立了一些群众组织，如雇农工会、贫农团等，其成员是政府培养起来的新的乡村社会精英，他们在分配土地、组织动员民众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政权建设，促进南梁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发展，使南梁山区的经济逐日繁荣起来，使南梁人民得到了休养生息，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陕甘边苏区成了人们向往的地方。南梁的人口由苏区创建前的600多户2400余人，很快增加到1000多户6000余人。
综上所述，陕甘边苏区在寺村塬、照金、南梁三个阶段，相继成立的革命委员会，是红色政权的尝试、探索和发展，直至1934年11月将革命委员会转变为苏维埃政府后，中国西北第一个红色政权才建立起来，并且得到巩固和发展。陕甘边苏区的组织领导者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西北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走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井冈山之路，以农村包围城市、开展游击战争的正确道路。苏维埃政权是在特殊环境中建立的政权，中国共产党通过建设苏维埃政权学会了在特别复杂的条件下治国安民的艺术，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建立是其杰出的代表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