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推崇屈原、贾谊纪事——“年少峥嵘屈贾才”

1913年毛泽东抄录的屈原《离骚经》（部分）

毛泽东25岁那年，写诗送罗章龙东行，诗中有这样两句：“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这里的屈即屈原，战国楚人，遭谗被放逐时写出的《离骚》，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政治抒情诗，是楚辞的代表作。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贾指贾谊，西汉初年洛阳人，汉文帝时任太中大夫，遭谗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后迁梁怀王太傅，所著《治安策》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策论，所著的《惜誓》《吊屈原赋》《鸟赋》成为楚辞的一部分。

由于他们同在楚地生活过；有相同的被逐、被贬的遭遇；有相同的志向和出淤泥而不染的人品；同是文学巨匠、楚辞大家；加上贾谊为长沙王太傅过湘水时，有“投书以吊屈原”的事，所以司马迁将屈贾并称，在《史记》中作《屈原贾生列传》。

毛泽东喜欢优美的楚辞，终生珍爱；崇尚屈原、贾谊的才志，终生赞扬。他对屈原、贾谊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以诗表达了对屈贾的惋惜之情。

诗惜屈原、贾谊

在毛泽东的诗词中，以历史人物为题的，仅有四首。其中，写屈原、贾谊的占了三首，足见屈原和以屈原为榜样的贾谊在毛泽东胸中占有很高的位置。毛泽东不仅仰慕屈原、贾谊的才志、人品、情操，而且对屈原投汨罗江而死、对贾谊英年早逝，诗吐着深深的惋惜。

《离骚》抨击黑暗，具有极强的战斗威力，是刺向邪恶势力的尖刀。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七绝·屈原》前两句中写道：“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 令人惋惜的是，楚怀王和顷襄王不能认识这把尖刀，没有接受这把尖刀，反而听信谗言，放逐了屈原，屈原投汨罗江而死。所以毛泽东在诗的后两句写道：“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

在历史人物中，以屈原为榜样的贾谊是唯一独享毛泽东两首诗的殊荣之人。

贾谊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十八岁时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年二十余岁被汉文帝召为博士。“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诸生于是乃以为能不及也。”“诸律令所更定，乃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后来，贾谊还在《治安策》中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这就是《七律·咏贾谊》中所写“少年倜傥廊庙才”，“胸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树千台。”

贾谊的境遇怎么样呢？他英才盖世，深得文帝赏识，“天子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但是，“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短贾生曰：‘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扰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乃以贾生为长沙王太傅。”几年后，文帝“拜贾生为梁怀王太傅”。但“贾生数上疏，言诸侯或连数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听。”这就是《七律·咏贾谊》中所写“壮志未酬事堪哀”，“雄英无计倾圣主，高节终竟受疑猜。”贾谊的命运和屈原一样，毛泽东叹息道：“千古同惜长沙傅，空白汨罗步尘埃。”

如何评价贾谊？毛泽东认为贾谊之才史上少有，“《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在长沙渡湘江时，有感于屈原忠而见疏，写下了《吊屈原赋》，实际上也是在写他自己。所以毛泽东在《七绝·贾谊》中咏道：“贾生才调世无伦，哭泣情怀吊屈文。”但是，毛泽东对梁怀王堕马而死，“贾生自伤为傅无状”，哭泣而死，深为惋惜。“梁王堕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

语评屈原、贾谊

毛泽东在与人交谈的言语中，在会议上的即席讲话中，在书信中，都会不经意地想起屈原、贾谊，评说起他们来。

早在1915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就同罗章龙谈起屈原，讨论起《离骚》，主张对《离骚》赋予新评价。后来，毛泽东一直认为屈原是继《诗经》之后“首屈一指”、“第一位有创作个性的诗人”。

著名汉学家费德林在《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一书中，回忆了毛泽东与他谈中国古典文学《诗经》和《楚辞》，谈屈原的情景。毛泽东说：“屈原生活过的地方，我们相当熟悉，也是我的家乡么，所以我们对屈原，对他的遭遇和悲剧特别有感受。”他还说屈原“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

1954年10月26日，毛泽东在会见访华的印度总理尼赫鲁时说：“屈原是中国一个伟大的诗人，他在一千五百年前写了许多爱国的诗，政府对他不满，把他放逐了。最后屈原没有出路就投河而死。几千年来，中国人民就把他死的一天作为节日，这一天就是旧历五月五日端午节。在这一天，人民吃粽子。粽子是把糯米用一种叶子包起来制成食品。人民把这种食品投到河里喂鱼，使鱼吃饱了不伤害屈原。”

1958年3月中央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在提倡干部要讲真话时，评价屈原是敢讲真话的人，敢为原则而斗争，虽然不得志。

司马迁曾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毛泽东完全同意司马迁的观点。1959年1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说：“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

毛泽东评价贾谊是历史上第一位出色的政论家。1958年4月27日，毛泽东在给他的秘书田家英的信中写道：“如有时间，可一阅班固的《贾谊传》。”“《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

5月8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大二次会上谈到历史上年轻有为的人物时，又评说了贾谊。

文接屈原、贾谊

《楚辞》是继《诗经》之后中国古典诗歌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的又一个大源头。毛泽东终生酷爱屈原、贾谊等人的《楚辞》，尤其酷爱屈原的《离骚》。

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毛泽东在《讲堂录》中用工整的小楷抄录了《离骚》、《九歌》全文。在《离骚》正文的上方，还写有他对各章节内容的理解与概括。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更是经常读《离骚》、读《楚辞》。1957年12月，毛泽东要身边工作人员把各种版本的《楚辞》，以及有关《楚辞》和屈原的著作尽量收集给他，大约有50余种。1958年1月13日，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便条中写道：“我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悟，心中喜悦。” 1959年、1961年他两次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楚辞》，还特别指明要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的宋版《楚辞集注》。在此期间毛泽东外出带去的各种书籍中，也有《楚辞集注》和《屈宋古音义》。

毛泽东不仅爱读《楚辞》，精通它，而且善于应用它。1954年10月26日，来华访问的印度总理尼赫鲁离开北京前夕，到中南海勤政殿向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辞行。毛泽东当场吟诵了 “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这两句诗出自《楚辞》中屈原的《九歌·少司命》。这是毛泽东对《楚辞》运用之妙的一个例子。

晚年毛泽东仍在孜孜不倦地研读《楚辞》，运用《楚辞》。1972年9月27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外相大平正芳和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会见结束时，毛泽东将一部装帧精美的《楚辞集注》作为礼物，赠送给田中角荣首相。那是南宋朱熹收录的《楚辞》和对《楚辞》注释的一本书。

毛泽东诗词更是直接受到《楚辞》的影响，接承《楚辞》浪漫、奔放、瑰丽的艺术特点并发展之。

据张贻玖先生在《毛泽东读史》中介绍，毛泽东在《新唐书》马周给唐太宗的奏折旁批注道：“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毛泽东对贾谊、马周之文，喜就喜在一个朴实，“切中当时事理。” 1959年8月16日，毛泽东在《关于枚乘七发》一文中写道：“后来‘七’体繁兴，没有一篇好的。昭明文选所收曹植《七启》、张协《七命》，作招隐之词，跟屈、宋、贾、枚唱反调，索然无味了。”毛泽东的文章既文采飞扬，又质朴无华，具有恒久的生命力。这也同他的诗词一样，吸取了《楚辞》的精华。

毛泽东不仅自己爱读、爱用《楚辞》，而且在党内